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唐代以前白银与财富之间完全绝缘。
银布与银贝
青铜布币和海贝是人们熟知的两种货币形式，考古发现的白银制品中也有以布和贝为造型者。河南省扶沟县古城村出土过银布，年代属春秋至战国早期。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过银贝，年代为战国中期。它们是国内已知最早的具有货币形态的白银制品。一些学者在叙述中国白银货币的起源时，将它们视为先秦时期的白银货币。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银矿的采冶手工业至隋唐才趋于兴盛，白银的产地和产量增加，有饶州、信州、衢州、岭南、伊阳等主要产银区。先秦时期，中国对白银的使用十分有限，以制作器物或装饰品为主，已发现的银贝和银布实例如此稀少，说明其制作不具有普遍性。如要作为货币，则供应量显然不足。
扶沟县出土的银布有18件，形制、大小、重量各异，有的未浇铸足量。它们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价值等级，可能只是作为一笔财富被人贮藏。
至于中山王墓的银贝，在发现时与金匕、金饰片、银带钩等物共同位于墓主身上和棺椁上，因此其性质更可能是一种装饰品，甚或是专为死者制作的冥币。
银空首布
扶沟县古城村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白金三品与银货二品
这是仅见于文献记载而实际情况疑团重重的两种货币。
《史记》说，西汉武帝时期，曾发行一套被称作“白金三品”的货币。当时国库空虚，民间铜钱盗铸盛行，劣钱泛滥，而富商大贾则积聚大量财富。为了增加政府收入，而“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
“白金”即银，“白金三品”乃银锡合金，
币值分为三等：
圆形，上有龙纹，重八两，值三千枚铜钱。
方形，上有马纹，值五百枚铜钱。
根据史书的记录，“白金三品”行用数年即遭废止。其币值远高于材质本身价值，而成色并无法定标准，以致“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
但是，至今仍未发现可靠的银锡合金“白金三品”实物。并且有学者从金属物理化学性质的角度指出，以古代的冶金技术，不可能制造出银锡合金货币。
同样被迷雾笼罩的还有王莽在第三次币制改革时发行的“银货二品”，是一套极度复杂的“宝货制”二十八品的一部分：“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朱提是地名，在今云南昭通，在汉代因出产优质白银而闻名。
混乱的币制改革很快以失败告终，“银货二品”实物目前也尚未发现。单从文献的描述来看，两种银货之间、银货与其他宝货之间折算繁琐，在实际应用中想必很难真正发挥货币计价、支付、流通的作用。
再把时间切换回唐代。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唐代窖藏是轰动国内外的重要考古发现，出土的大批金银器豪华精美，堪称大唐气象的缩影，最为引人注目。而在绚丽的金银器皿外，何家村遗宝中的39种466枚钱币同样弥足珍贵。在此要介绍的是银饼、银铤和银板。
根据文献，三国时已有银饼。已发现的唐代银饼年代基本为唐代中期，数量不多，何家村出土的22件银饼占了绝大部分。
这些银饼系浇铸而成，为不规则圆形，中间略厚于周边。其中1件錾刻铭文：“怀集县开十庸调银拾两专当官令王文乐典陈友匠高童”。其刻字的一面有一圆形补疤，应是为达到十两的重量而补加的。
银饼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另2件錾刻铭文：“洊安县开元十九年（731）庸调银拾两专知官令彭崇嗣典梁海匠王定”。
还有1件铭文与前2件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是末尾的工匠名为“陈宾”。
银饼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怀集、洊安在今广东，在唐代属于出产白银的岭南地区。“开十”即开元十年（722）。“庸调银”一词是铭文的关键，阐明了这4件银饼的性质。
唐代前期对有纳税义务的成年男性征税采取的是租庸调制，简单地说，分为三部分：
租：上缴粮食。
庸：不服劳役者，上缴纺织品以代替劳役。
调：上缴纺织品。
庸和调原是以纺织品的形式上缴，至开元天宝年间，地方可将庸调所收的纺织品折变为轻货后送交国库，如此能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刻有“庸调银”字样的银饼应即怀集、洊安两地征收的庸调折变而成的白银“轻货”。
另9件银饼有墨书题记，字数较多的3件内容为“东市库郝景五十二两四钱”、“东市库赵□五十两半”、“东市库□□卌五两半”。东市和西市是唐代长安的两市，商业繁荣，这些银饼可能是折为白银的东市商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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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租庸调制
唐代前期的租庸调制以均田制为基础，即政府给予成年男性（丁）一定数量的口分田（死后由政府收回）和永业田（由后代继承）。其实施与户籍管理密切相关，户籍记录每户的家庭成员和分配的田地。在理想状态下，在籍的成年男性分到的田地是均等的，因此纳税义务也是均等的，租庸调制相当于税率统一的人头税的组合。但人口过多、特权阶层占田过多、土地买卖的实际存在、法律执行不力等种种原因导致了土地兼并，均等授田无法实现。许多占有大量田地的人只需交少许税，甚至免税。许多农民逃亡他乡，成为脱籍户，也就避开了纳税义务。
在租庸调以外，也有一些附加的税，如户税和地税，其税率由户等和垦田面积决定，也即与各户的实际资产挂钩。在安史之乱期间，政府还实行食盐专卖。
安史之乱过后，人口下降，逃户众多，行政、财政、户籍与土地分配制度的混乱使租庸调制更加陷入困境，政府难以有效征税。德宗即位后的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每年夏秋两季，按田亩与资产对各户征收户税和地税，其他杂税废除。租庸调制至此终结。
何家村窖藏中的银板有60件，银铤有8件，均为长方形，部分银板略微束腰。银板薄而轻，锻造成型，表面经锤揲；银铤厚而重，浇铸成型，不甚平整。或将银板也算作银铤的一种。
60件银板大小不等，有的上端设一小孔。其中53件刻有“五两朝”，2件刻有“伍两太北朝”，1件刻有“拾两太北朝”，1件刻有“叁宅”，1件墨书“五两一分半”，剩余2件为素面。可知其重量主要有五两和十两两种。“太”可能指掌管国家财货的太府寺，其下级机构包括专门收纳天下赋调的左藏，“朝”可能指左藏的朝堂库。
银板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类似的银板在日本奈良兴福寺也曾发现，有4件，重约十两，可能是从唐朝舶来或日本模仿唐朝银板而制。埋藏时间在8世纪早期。
银板
日本奈良兴福寺中金堂出土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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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兴福寺中金堂镇坛具
日本国宝。19世纪后期，在奈良兴福寺中金堂的基坛下先后两次发现大批8世纪的古物，可能是创建时为供奉土地之神、祈祷建筑平安而埋下的，称为镇坛具。合计超过1400件，有金、银、铜、珍珠、水晶、琥珀等各种材质，现分别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和奈良兴福寺。21世纪，在中金堂又发掘出更多的镇坛具。
此处介绍的4件银板就是中金堂镇坛具的一部分，其中2件为长方形，2件略微束腰。其他镇坛具包括金板、开元通宝铜钱、唐镜等。
奈良兴福寺中金堂镇坛具（部分）
8件银铤不是上文提到的船形银铤，而是长条板状，可称为笏形银铤，因造型如同大臣手持的笏板，且唐宋时期有时以“笏”作为银铤的量词。均无铭文。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关于银铤的记载在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但目前发现的银铤实物不早于唐代中期。不仅何家村，另一处重要的唐代银器窖藏——镇江丹徒丁卯桥银器窖藏的20米开外有一银铤窖藏，出土笏形银铤20件，表面平整，有锤揲痕迹，其中3件墨书“重伍拾壹两”。
银铤
唐代笏形银铤中的明星当属杨国忠进奉银铤，目前已知的有5件。与上述窖藏出土的银铤（银板）不同，杨国忠进奉银铤有长篇铭文，据此我们不但能够将这些银铤与著名的唐代权臣、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直接联系起来，而且可以辨明此类银铤的性质。
5件银铤的概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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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正面铭文：“专知诸道铸钱使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臣杨国忠进”
背面铭文：“中散大夫使持节信安郡诸军事检校信安郡太守上柱国尉迟岩，信安郡专知山官丞议郎行录事参军智庭上，天宝十载（751）正月日税山银一铤五十两正”
2. 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正面铭文：“专知诸道铸钱使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知度支事臣杨国忠进”
背面铭文：“宣城郡和市银壹铤五拾两，专知官大中大夫使持节宣城郡诸军事守宣城郡太守上柱国臣苗奉倩，天宝十载四月二十九日”
3. 洛阳隋唐宫城遗址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正面铭文：“专知采市银使右相兼文部尚书臣杨国忠进”
背面铭文：“安边郡和市银壹铤伍拾两，专知官兼太守宁远将军守左司御（卿）率府副率，充横野军营田等使赐紫金鱼袋郭子昂，天宝十二载（753）十二月日”
4. 西安南郊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正面铭文：“河南府伊阳县天宝十二载窟课银壹铤伍拾两，天宝十三载（754）五月日使光禄大夫守司空兼右相文部尚书崇玄馆大学士集贤院学士修国史上柱国卫国公杨国忠进”
5.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
正面铭文：“专知诸道铸钱使司空兼右相杨国忠进”
背面铭文：“鄱阳郡采银丁课银壹铤伍拾两，专知官乐平县尉卢枳，典程晟匠张洽”
杨国忠进奉银铤
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
左：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杨国忠进奉银铤
河南博物院藏
中：西安南郊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其中仅第3件上端为弧形，其他为长方形。重量均为五十两。
撇开杨国忠五花八门的官衔，这些银铤都是他进奉给玄宗的礼物，或者说是贿赂。开元天宝年间，煌煌盛世令玄宗耽于敛财享乐，官员频频向皇帝进奉金银奇珍，进奉之物直接纳入宫廷内库，成为皇帝的私人财产。而杨国忠从哪里得来这些白银？银铤铭文中的“税山银”、“和市银”、“窟课银”、“采银丁课银”揭晓了答案，它们是地方上缴的各项杂税，本应纳入国库，却被杨国忠拿来以自己的名义送给玄宗。朝廷的腐败可见一斑。
税山银、窟课银：将银矿所产的部分白银作为矿税。同件银铤铭文中的地名“信安郡”（今浙江衢州）、“伊阳县”（今河南嵩县西南）均有银矿。
和市银：将和市中所得财物折为白银。和市是一种政府向民间收购物资的制度，后变质为低价强买强征。
采银丁课银：将银矿矿工的人头税折为银矿所产白银。同件银铤铭文中的地名“鄱阳郡”（治所在今江西鄱阳）有银矿，即唐代著名的饶州银矿。
5件银铤中4件有明确纪年，第5件的年代从杨国忠的官衔推测，可能在天宝十三至十四载（754—755）。天宝十四载正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年，盛世就此破灭，翌年杨国忠命丧马嵬驿。这些在王朝乐极生悲前夕进奉的银铤可谓见证了一代权臣生涯末期的纳贿劣行。
其他现存的唐代笏形银铤铭文表明，杨国忠不是唯一通过进奉白银媚上的官员，这种风气也没有因安史之乱而终止，端午、冬至等节日可以成为进奉的大好时机。从形制来看，笏形银铤虽然尺寸不一，但均为长条板状，重量多为五十两。
唐代银饼和银铤有可靠的实物，而且不在少数，说明其使用并非偶然发生的个别现象。银饼和笏形银铤（银板）的造型源于白银铸坯，如丁卯桥的20件银铤或认为属于加工银器的原料，何家村的银饼制作粗糙，同样可视为处于从原料向货币转变的中间阶段。但唐代银饼和笏形银铤（银板）的制作已形成一定的规范，重量往往取十两的倍数，有清楚的等级之分；至唐代晚期的船形银铤，造型更加特别，与一般铸坯的区别更加显著。最重要的是，它们的铭文揭示了其大额支付和贮藏的功能，也即货币的部分职能。当然，这些白银制品的使用范围仍然相当有限，主要用于转运税收和进奉，作为国家财政系统中的一种等价物，而尚未完全确立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地位。
至于宋代以来白银货币的情况，欢迎走进上海博物馆特展“熠熠千年：中国货币史中的白银”的展厅一睹究竟。
河南省博物馆、扶沟县文化馆：《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的楚金银币》，《文物》，1980年第10期。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
丹徒县文教局、镇江博物馆：《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窖藏》，《文物》，1982年第11期。
秦波：《西安近年来出土的唐代银铤、银板和银饼的初步研究》，《文物》，1972年第7期。
金德平：《中国白银称量货币概说（上）》，《江苏钱币》，2013年第3期。
韩保全：《金银器与唐代进奉之风》，载：镇江市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编：《唐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
李晓萍：《金银流霞——古代金银货币收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
金德平：《金紫银青：金银钱币的研究与收藏》，中华书局，2014年。
周卫荣、杨军、黄维：《中国古代银锭科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
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陕西历史博物馆等：《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13年。
［英］杜希德著，丁俊译：《唐代财政》，中西书局，2016年。
夏湘蓉等：《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地质出版社，1980年。
2019年
4月26日
（周五）
至
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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